皮厄特拉·里佛利买了件T恤衫，上面印了个彩色的鹦鹉，才5.99美元。
但厄特拉·里佛利是位经济学教授，她并没急着穿上它，而是拿着这件T恤，开始了一次全球贸易的旅行。“它的旅程，我们应视为经济强权排除障碍的事证。为了到达这里，这件汗衫打败美国本土的纺织工厂、南方各州的国会议员，以及关税与配额制度，过程宛如迷宫般错综复杂，很难想象竟然有人愿意自找麻烦。尽管国会、工业领袖和关税人士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尽管必须面对限额、关税和中国官僚体制，中国还是可以用最好的价钱生产最好的汗衫。”
厄特拉·里佛利把这个历险记写成了《T恤的全球之旅》。至于这本书的观点如何其实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本身就是个妙趣横生，并且险象环生的故事。美国的棉农、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工人、美国的足球妈妈、二手衣服批发商以及坦桑尼亚随处可见的二手衣服，都在这个故事里被联系在了一起。
通过这些有趣的故事，我们或许真能摘掉各种变色镜，来平静地看待中美乃至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，看待纺织服装业的各种发展问题。
朗玛尔也是个商学院的教授，同时也是位美国棉农的儿子。在他的童年记忆里，中国似乎是大人们永远的聊天主题，那时候，中国、棉花价格、天气都是得克萨斯农场主们一生中的未知因素。
这是五十年前。那时候，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当之无愧的棉花大国。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，很可能还会到未来的很多年。虽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棉花的补贴政策耿耿于怀——其金额甚至超过了很多非洲国家的GDP总量，但他们却只说出了美国棉花的一个方面：“狮子”(凶猛)性格。而其“瞪羚”(灵活)的那一面却羞于看到。
美国棉花成功的原因确实很复杂。一个多世纪之前，美国棉农通过奴隶种植园、佃农制度等压榨劳动力市场的方式规避风险成本。财产权所有制的激励，以及风险投资的存在，使得众多想法变成成功的发明。比如，农场主们曾经从巴西买来猴子，教他们摘棉花；还曾经养很多鹅来除杂草。
德克萨斯技术学院被称为是全世界的棉花“硅谷”。现在，在他们的努力下，除了生产上的全部机械化之外，从种子到棉布，棉农们几乎在每个环节都能获得利润。饲料、生日蛋糕、圆珠笔、香肠、钱币……几乎生活中的每一种产品都可以从他们生产的棉花中找到原料。
这些都是美国棉农们“瞪羚”的一面。一个世纪以来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住美国棉花的冲击，但他们却经常被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商搞得头疼。因为那里已经成为全世界纺织品生产新的“谷底”。
三个世纪中，纺织品生产一直都是在向成本最低的“谷底”奔跑过程中进行全球转移的。英国——新英格兰——美国南部——日本——韩国——中国香港和台湾，这便是“谷底”的转移轨迹。今天，“谷底”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内地。
当美国和欧洲在用“血汗工厂”来指责中国的时候，他们也应该记住，这只是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另一个翻版。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，19世纪末，中国曾是美国纺织品出口的第一市场，当时美国生产的半数以上的衣服是中国购买的。
而且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，这些试图阻止中国“向谷底奔跑”的激进分子们，其财富其实也来自于这种奔跑。在某种程度上而言，“血汗工厂”正是他们的遗产。
于是，当这件T恤在从中国向美国旅行的时候，在边境遇到了麻烦。这是各种利益主体相互缠斗的结果。
首先提上台面的便是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。但矛盾的是，中国10年之中在纺织业里丧失的工作岗位比美国多了10倍。同样，美国纺织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面对中国的利益诉求都有所不同，从而也导致了这个奇怪的状态：50多年来，政策制定者们都在各个方面做着平衡术。以至于，“出口服装到美国”在华盛顿已经成了一种货币，一种与选票交易的货币。从艾森豪威尔到布什，他们以各种方式让纺织业者们安静。
当然，获得好处的永远是政策制定者，比如，他们会以与巴基斯坦的纺织品贸易博弈为筹码，来换取沃尔玛的几百万美元赞助费。况且，《多纤维协定》实际上已经造出了一个新的行业，其中的每一个条款都创造着支撑它的官僚机构。
但以大的范围来看，这些保护机制却造成了诸多意外的结果：政策变幻增加了本国企业的风险成本；促使中国等低端生产者走向高端；促进了腐败(香港配额非法交易的绝大多数利润都投向了地产)……以至于《金融时报》曾经批评：因为要频繁更换壁垒更低的生产国，服装业的全球化其实是对贸易壁垒反应的结果，而不是对开放市场做出的反应。
不过，在这件T恤最后的日子里，“自由贸易”便不再是乌托邦，而是现实。“二手衣服”是一个非常适合小企业进入的全球贸易。从日本到坦桑尼亚，美国“救世军”们收集上来的衣服被重新组合成各种不同的系统来进入流通。这时，一件引有“滚石”签名的破T恤在日本会被炒到50美元，而在坦桑尼亚则很可能被贱卖至5美分。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流通系统。
毕竟，这最后的历程，对美国而言，是一个令人振奋的、建立在市场逻辑之上的简单商业故事，而不是复杂的政治阴谋。
来源：中国服装鞋帽网
但厄特拉·里佛利是位经济学教授，她并没急着穿上它，而是拿着这件T恤，开始了一次全球贸易的旅行。“它的旅程，我们应视为经济强权排除障碍的事证。为了到达这里，这件汗衫打败美国本土的纺织工厂、南方各州的国会议员，以及关税与配额制度，过程宛如迷宫般错综复杂，很难想象竟然有人愿意自找麻烦。尽管国会、工业领袖和关税人士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尽管必须面对限额、关税和中国官僚体制，中国还是可以用最好的价钱生产最好的汗衫。”
厄特拉·里佛利把这个历险记写成了《T恤的全球之旅》。至于这本书的观点如何其实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本身就是个妙趣横生，并且险象环生的故事。美国的棉农、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工人、美国的足球妈妈、二手衣服批发商以及坦桑尼亚随处可见的二手衣服，都在这个故事里被联系在了一起。
通过这些有趣的故事，我们或许真能摘掉各种变色镜，来平静地看待中美乃至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，看待纺织服装业的各种发展问题。
朗玛尔也是个商学院的教授，同时也是位美国棉农的儿子。在他的童年记忆里，中国似乎是大人们永远的聊天主题，那时候，中国、棉花价格、天气都是得克萨斯农场主们一生中的未知因素。
这是五十年前。那时候，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当之无愧的棉花大国。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，很可能还会到未来的很多年。虽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棉花的补贴政策耿耿于怀——其金额甚至超过了很多非洲国家的GDP总量，但他们却只说出了美国棉花的一个方面：“狮子”(凶猛)性格。而其“瞪羚”(灵活)的那一面却羞于看到。
美国棉花成功的原因确实很复杂。一个多世纪之前，美国棉农通过奴隶种植园、佃农制度等压榨劳动力市场的方式规避风险成本。财产权所有制的激励，以及风险投资的存在，使得众多想法变成成功的发明。比如，农场主们曾经从巴西买来猴子，教他们摘棉花；还曾经养很多鹅来除杂草。
德克萨斯技术学院被称为是全世界的棉花“硅谷”。现在，在他们的努力下，除了生产上的全部机械化之外，从种子到棉布，棉农们几乎在每个环节都能获得利润。饲料、生日蛋糕、圆珠笔、香肠、钱币……几乎生活中的每一种产品都可以从他们生产的棉花中找到原料。
这些都是美国棉农们“瞪羚”的一面。一个世纪以来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住美国棉花的冲击，但他们却经常被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商搞得头疼。因为那里已经成为全世界纺织品生产新的“谷底”。
三个世纪中，纺织品生产一直都是在向成本最低的“谷底”奔跑过程中进行全球转移的。英国——新英格兰——美国南部——日本——韩国——中国香港和台湾，这便是“谷底”的转移轨迹。今天，“谷底”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内地。
当美国和欧洲在用“血汗工厂”来指责中国的时候，他们也应该记住，这只是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另一个翻版。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，19世纪末，中国曾是美国纺织品出口的第一市场，当时美国生产的半数以上的衣服是中国购买的。
而且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，这些试图阻止中国“向谷底奔跑”的激进分子们，其财富其实也来自于这种奔跑。在某种程度上而言，“血汗工厂”正是他们的遗产。
于是，当这件T恤在从中国向美国旅行的时候，在边境遇到了麻烦。这是各种利益主体相互缠斗的结果。
首先提上台面的便是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。但矛盾的是，中国10年之中在纺织业里丧失的工作岗位比美国多了10倍。同样，美国纺织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面对中国的利益诉求都有所不同，从而也导致了这个奇怪的状态：50多年来，政策制定者们都在各个方面做着平衡术。以至于，“出口服装到美国”在华盛顿已经成了一种货币，一种与选票交易的货币。从艾森豪威尔到布什，他们以各种方式让纺织业者们安静。
当然，获得好处的永远是政策制定者，比如，他们会以与巴基斯坦的纺织品贸易博弈为筹码，来换取沃尔玛的几百万美元赞助费。况且，《多纤维协定》实际上已经造出了一个新的行业，其中的每一个条款都创造着支撑它的官僚机构。
但以大的范围来看，这些保护机制却造成了诸多意外的结果：政策变幻增加了本国企业的风险成本；促使中国等低端生产者走向高端；促进了腐败(香港配额非法交易的绝大多数利润都投向了地产)……以至于《金融时报》曾经批评：因为要频繁更换壁垒更低的生产国，服装业的全球化其实是对贸易壁垒反应的结果，而不是对开放市场做出的反应。
不过，在这件T恤最后的日子里，“自由贸易”便不再是乌托邦，而是现实。“二手衣服”是一个非常适合小企业进入的全球贸易。从日本到坦桑尼亚，美国“救世军”们收集上来的衣服被重新组合成各种不同的系统来进入流通。这时，一件引有“滚石”签名的破T恤在日本会被炒到50美元，而在坦桑尼亚则很可能被贱卖至5美分。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流通系统。
毕竟，这最后的历程，对美国而言，是一个令人振奋的、建立在市场逻辑之上的简单商业故事，而不是复杂的政治阴谋。
来源：中国服装鞋帽网
